本章时间段:十九世纪二十年代—1908年。

1862年,广州还在开票

1862年,日升昌总号接连给广州分号写了三封信,要它停止向开封开汇票。〔1〕

开封分号这时严重缺银。广州照样接下要在开封付款的生意,每接一笔,开封就多一笔要付的钱。总号早已下过禁令,又接连发信警告:再不停手,就按号规处罚。〔1〕

两处分号挂着同一块招牌。广州开出的票,答应付钱的是整个日升昌,到时候拿出银子的,是北方的开封分号。广州那边有生意上门,开封这边银柜见底,三封信从平遥发出,要管的是这两头。

广州分号收到了命令,却仍然继续开票。对广州来说,每接一笔汇往开封的生意,就多收一笔汇费;对开封来说,每一笔都是一张要从自己银柜里付出去的票。一家票号怎样让相隔几千里的柜台互相替对方付钱,又怎样防止一处分号只顾招揽生意、把别处的银柜掏空,总号那三封信背后,是日升昌经营了几十年的一整套办法。

一、六万两汇票,谁来兑现

日升昌是从一家颜料庄里分出来的。平遥商人李大全开着西裕成颜料庄,替他经营的是雷履泰。研究者常用的说法是:1823年前后,这家商号改做异地收付,字号叫日升昌。后来它也做存款、放款和兑换银两的生意。雷履泰怎样想出这门生意,流传的故事不少,研究者多看作传说。〔2〕

经济学者摩克(Randall Morck)和 Fan Yang 的论文附了一张日升昌会票的图版。票上列着收款人邵子祥,金额是足色银六万两整,言定在直隶省京都分号交付;末尾署日升昌票号,盖着信房主管的印。立票日期是道光六年六月初六,道光六年对应1826年。〔3〕

这里的“两”,是称量白银的单位,也用于记账,并不是一种全国轻重、成色都相同的硬币。各地用的秤不同,银锭成色也不同,同样写一两,各地称出来的银子不一样。票面写“足色银”,把成色也写进了约定。〔4〕

类比 一两银子像一尺布:北京的尺和苏州的尺不一样长,买卖时要先说定用哪一把尺。会票上的“足色银”,就是写明了用哪一把尺。

图版上,一方绿印又叠着几枚小红印。论文的图注把这种重叠印记解释为防伪办法,并说这种票式用于往来久、存款多的客户。票末另有“信行”二字,作者将它解释为通过书信传送。〔3〕开票地点收款,通知付款分号,付款分号再照约定付出钱,由一家机构替人安排两地的收付,这就是汇兑。

同一篇论文还附了一张丰裕庆的取款帖,日期是咸丰十一年二月十六日,即1861年。它用“文”计钱,写着凭帖来取一千文。纸上印满细小的字,又写了一行内部记号;作者把底纹解释为防伪印刷。〔3〕这张帖不是日升昌开的,票式也不同。

据摩克等人的记述,雷履泰1849年死在任上,此后由别的掌柜接着经营。〔5〕

二、张家口分号的一封信

约1850年,日升昌张家口分号给开封分号写信,列了开封汇来的三笔款:一千两,给一家商号;一千二百两,给另一家;五百两,给第三家。〔6〕信是从张家口寄往开封的,款是从开封汇到张家口。三家的款分开列着,没有并成一个总数。

开封接下的汇款,要在张家口安排付款。若张家口也收了汇往开封的款,就能用当地收进的银子应付当地的支取,减少两地运银的次数。可两边的进出不会每天正好相等。

算例(数字为假设) 某月开封收下汇往张家口的银子二千七百两,张家口收下汇往开封的一千五百两。两地各用本地收进的银子付本地的票,只有差额一千二百两要从开封运到张家口;要是各算各的,就得两头一共运四千二百两。

商人之外,还有另一类客户。同一时期,日升昌北京分号替各省十二位士绅办理捐纳,取得他们想要的虚衔等名目,一共收了一千三百四十一两佣金。〔6〕付给朝廷的捐纳款与付给票号的佣金,是两笔不同的钱。

各处分号定期写信,把当地的生意和存银报回总号,也通报其他分号。研究者从日升昌、蔚泰厚的往来书信里整理出一套调银程序:缺银的分号提出请求,总号查各处存银,命有余的一处送银;收到以后,收银分号再写信报知。〔7〕

这叫调拨。必要时,银子还得真运到缺银的柜台。

后来,电报也进了票号。有票号旧掌柜回忆,电汇比票汇、信汇收得贵:收款地得更快付钱,票号能够留用银子、安排周转的时间短了。〔8〕

约1850年那封信里,开封是汇出款的一方。1862年,它成了严重缺银的付款地。

三、苏州经理的处分信

1861年,太平天国战争还在打,总号命令关掉苏州分号。苏州经理没有照办。随后发来的处分信责备他拖延命令,一名客户的贷款没有收回;信里还翻出他早先在成都任职时不听调度、留下欠款的旧账。总号决定辞退他,连同两名伙友。〔9〕

分号掌柜平日可以接存款、办汇兑、收放贷款,较大的生意则须请示总号。当地每天有哪些款进出,由分号经手;是否关掉一处分号、怎样调银,总号也要作决定。〔7〕

第二年,广州接着向开封开票,总号一连写了三封信。〔1〕开封缺银的消息已经传到平遥,禁令也发到了广州,新的付款要求仍在增加。给广州的是警告,再违令就按号规处罚;给苏州的那封信,已经定了换人。

四、浙江巡抚的奏折

官府起初要送到北京的,也是实实在在的银子。户部按各省收支分配款项,省里留下一部分,拨一部分给缺饷的省份,其余解往京城。地方官要找人、找牲口,把银子押到指定地方。〔10〕

1849年,浙江巡抚在一份奏折里报告:属下一名九品官没有取得许可,把内务府经费四千四百六十两由杭州汇往北京。这名属官没有兵力护送,才用了汇兑。巡抚仍然请皇帝处分他,以示惩戒。〔11〕

1851年,太平天国起事。后来战事阻住东南通往京城的道路,押银更难了。1852年的票号书信里,蔚泰厚与日升昌已在争取一笔官款汇兑。到1862年,户部在奏报中提出,京饷可以押运,也可以汇兑,眼下要紧的是让朝廷有银子支持军务。〔11〕也正是日升昌总号写信叫广州停票的那一年。

地方把款交给票号,由京城或其他收款地的柜台安排交付。此后经票号汇解的,有京饷、拨给其他省份的协饷、内务府经费,也有洋务款和外债款等。〔10〕

汇兑放宽以后,朝廷内部还有反对意见。研究者整理的奏折里,反对者担心经手人从中舞弊,也担心京城少了现银;地方官则说,道路有危险,有时当地连现银也不足,要靠票号先行垫款。〔12〕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闽浙总督又提出一种困难:福建流通的银类,与交京饷所需的不同,靠票号汇兑,才能在北京交出所要的银子。〔12〕

到了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南方的阜康倒闭,光绪帝下令禁止官款汇兑。四川巡抚为山西票号辩护:它们在四川设分号多年,没有违约不兑汇票的事,不应与倒闭的南方商号混为一谈。其他地方官也强调,山西商人曾替官府垫过款。〔12〕

票号也没有只等官款。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初,日升昌上海分号替北京的绸布商号瑞蚨祥汇过两笔款,一笔一万六千零六十五两,一笔二万二千零八十一两。〔13〕

茶叶生意把更多的款带进了分号。口岸洋行雇买办到内地收茶,买办用票号汇票付货款。1906年,日升昌汉口分号经手汇往沙市的收茶款超过六十万两,也兑付了从沙市、长沙汇来的大笔汇票。〔13〕

日升昌自己的进账,也不再只靠汇费。1906年,放款利息对利润的贡献率是四成多。〔14〕

五、天津的一千八百七十两

1895年,日升昌天津分号一名伙友拿走一千八百七十两银子逃跑,被其他伙友抓回,扣在号里。天津经理请示总号,建议交给官府。总号与其他几位总号经理商量后答复:银子已经追回,按号里的规矩处罚;送官不便,还可能惹出别的麻烦。〔15〕

票号用人,先教本事。招进来的伙友学写字、打算盘、辨认银子成色,日后有人管银,有人写信,有人管账。〔15〕

票号也用分红留人。伙友凭服务和业绩取得的份额叫身股,出资的东家凭本钱取得的份额叫银股。一个人没有投入本钱,也可能分到全号的利润。〔16〕协成乾票号1903—1906年这一账期的记录里,七十三人只领薪金,二十六人另有身股。〔17〕

身股给多少,要到结总账时评定。摩克等人整理的票号安排,通常以三四年为一账期。大账期到了,掌柜报告盈利,东家定分红,评议掌柜与伙友的业绩,调整身股份额,也决定大掌柜留任还是换人。日常业务交给掌柜经营。〔16〕

在这套安排里,同样一份身股与银股,分到的红利相同;身股并不因此变成可以随身带走、自由转卖的股票。自行离号,或因过失被辞退,身股会失效;退休或死在任上的人,则可能按约定转为故股,继续给本人或家人分一定期限的红利。〔16〕

出本钱的东家担着另一种风险。他们对票号债务的责任不限于投入的本钱;票号财产不够还债时,还可能要用别的家产偿付。〔16〕

算例(数字为假设) 一家票号银股十份、身股六份,一个账期结出利润一万六千两,每份分一千两。掌柜一人顶一份身股,与出一份本钱的东家分得一样多;可票号要是欠下还不清的债,掌柜的身股作废了事,东家还得拿号外的田产房屋来赔。

广州多接一笔汇往开封的生意,全号多收一笔汇费,身股持有人也跟着分利;开封付不出银子,受损的却是整个日升昌的信用。经理可能被辞退、身股失效,东家还可能要拿号外财产还债。总号用调拨、请示、书信和处分管住各处承诺,三封警告正是发给广州的约束。

开封与张家口相抵后的差额,仍要运银子去付;广州开出的会票,也要靠另一处柜台照付。账簿省下反复搬运的路,各分号接下的承诺则连在同一个招牌上。

尾声:京都平帮的公函

1908年,北京的票号经营者看到各处银行陆续开张,写了一封公函寄回山西,署名“京都平帮”。他们认为,市面已和从前不同,与其各号单独应付,不如合出资本,办一家银行;他们推举渠楚南参与筹办,说他去过东洋,懂外国商务,又强调办起来以后,操纵之权要留在自己手里。公函末尾写着“立候回示”。〔18〕

李宏龄也在推动这件事。他是平遥人,字子寿,自称“自幼肄业票庄”。他在序里算过票号和银行的账:存款,银行给五六厘,票号给四厘;运款,银行用钞票,票号靠汇兑。1907年营口东盛和倒账,银行收回十成有余,票号收回不到五成。1908年春,他在北京和渠楚南商订改组章程。据他1917年写成的《山西票商成败记》,他先后四次写信给总号,两次当面陈说;这年冬天,渠楚南回乡,又到各总号一家家说明利害。〔19〕

各埠来信纷纷劝改。一位居于领头地位的总号经理反对,其他人便不敢再提。李宏龄记下了这位经理的话:“银行之议,系李某自谋发财耳!如各埠再来函劝,毋庸审议,迳束高阁可也。”〔19〕按他的回忆,这次合办银行的提议就这样停了下来。不到三年,辛亥年的事变起来,各处票号外欠收不回,存户纷纷提款。〔19〕

日升昌开出那张六万两会票的一百年前,1730年,大阪堂岛的米市已经得到幕府准许,买卖还没有交割的米。

读完这一章:相关金融概念

概念

在本章故事里

汇兑

道光六年那张六万两会票:一处收银,京都分号交付。

轧差

开封与张家口互有汇款,只需运送差额一千二百两。

调拨

缺银的分号提出请求,总号命有余的一处送银。

身股

掌柜和伙友凭服务分红,到结总账时再评定身股份额。

无限责任

东家对票号债务的责任不限于本钱,必要时以号外家产偿付。

激励不对称

分号多接生意可多分红,付不出银子的后果却由全号承担。

作者按

今天,英国的 CHAPS 系统用英格兰银行账户里的资金,将参与结算的机构之间每一笔付款逐笔结清;银行一时缺钱,央行可凭担保品提供日间资金。〔20〕例如,一家伦敦公司经 CHAPS 付给曼彻斯特供应商货款,付款指令传出去与银行间的钱结清,是两个步骤。只有相关央行账户完成划转,这笔银行间付款才最终结算。日升昌的总号与开封分号之间,也隔着同样两步:广州开票是发出指令,开封柜台付出银子才算完成。看一笔付款是否真正到位,发送指令的速度之外,还要看付款的一方有没有备好可用于结算的资金。

史料说明

日升昌创办年份有不同说法,正文以十九世纪二十年代概称,1823年是研究常用口径。会票的1826年和取款帖的1861年,依据论文图版上的年号;已查看图版及转录,藏处、馆藏号和原件鉴定尚未落实。票上列名和金额,不作为邵子祥已经交银、亲赴北京或已经领款的证明;异地收付程序依据票号研究另作说明。

官款、分号业务与处分信,依据研究者对奏折、书信和账簿的转述;尚未与所引中文原页全部比对。警告不等于已经处罚,辞退决定不等于已核实人员离号,汇款通知不等于收款人已经领银。身股规则是所读研究归纳的安排,各号条款仍需分别核对;协成乾名册不套用到日升昌。

1908年提议办银行及反对意见,取自李宏龄的回忆和书中公函转录,不据此断言合办银行必能挽救所有票号。1917年是这份回忆的成书时间,不延长章首的事件时间段。公开转录本尚待与原刊或校注本逐字核对。

银两、调拨与身股算例中的银数、份额为假设,不代表日升昌或协成乾的实账。雷履泰生年仍缺可核来源。

注释

  1. Meng Wu,Traditions and innovations: An exploration of the governance structure, business strategy and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Shanxi piaohao, 1820s to 1930s,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博士论文,2016,印刷页59—60,据黄鉴晖等编《山西票号史料》增订本(山西经济出版社,2002)第853—854页记述。三封信日期在研究中列为1862年4月24日、4月28日、5月13日,中文原页历法待核,正文只用年份。该段记严重缺银和违令处罚警告,不证明开封一两银子也没有、广州已经停票或已受处罚。论文全文。

  2. Luman Wang,〈Family Banking Firms (Shanxi piaohao) and the North Chinese Interior, 1820–1930〉,Journal of Chinese History,8卷2期,2024,第375—392页,DOI:10.1017/jch.2024.13,早期沿革段及注21。创制汇兑故事被作者称为传说;颜料商号与早期经营身份另见Morck、Yang,The Shanxi Banks(2010,下条),印刷页2—3。原始沿革材料仍待核对。出版社正文。

  3. Randall Morck、Fan Yang,The Shanxi Banks,NBER Working Paper 15884,2010,印刷页20—21,图1、图2及说明(本地25页PDF的第21—22页)。图2会票转录列邵子祥、足色银陸萬兩、京都分号、信房主管印及道光六年六月初六,正文“六万两”为“陸萬兩”的通行写法;地名转录作“平邑”,未经原件核对,不径改为平遥。叠印、老客户票式和“信行”的解释均来自图注。图1为丰裕庆取款帖,面额一千文;内部记号的释义未独立核实,不用它说明日升昌银两成色或身份查验流程。两图均未给藏处及馆藏号。NBER入口;所读美国国会图书馆.PDF。

  4. Wu,前引学位论文,印刷页112—113,第4.4节及表4-7,讨论收付银类与成色;Morck、Yang,前引文,印刷页3及注3,说明银两因地区而异。正文不把单一城市固定为一种永远不变的克重,也不把“足色银”等同于现代化验意义的百分之百纯银。

  5. Morck、Yang,前引文,印刷页10,第2.5节,记雷履泰1849年卒于任上。接任者中文姓名尚未核回,不据英文转写补造;相关中文沿革原页待核。

  6. Wang,前引文,注23—24及相应正文。张家口致开封信据濱下武志编《山西票號資料:書簡篇》(1990)第18、27、100、105—106页;三家商号中文名不按英文回译。捐纳佣金据《山西票号史料》增订本第162—163页。佣金1341两不当作捐纳本金或普通汇款统一费率;三笔款项的领银结果未另见记载。

  7. Wu,前引学位论文,印刷页58—59及图2-3,以日升昌、蔚泰厚书信归纳分号权限、业务通信和调银程序,原材料范围为《山西票号史料》增订本第833—1216页。这是经营程序的说明,不是1862年开封事件已经完成调款的证据。

  8. 同上,印刷页113—114,尤其第114页注100,据一位大德通旧掌柜的回忆及当时报刊转述电汇收费较贵、可留用银子的时间缩短;底层材料定位《山西票号史料》增订本第712—714页,原页待核。正文不填未取得的汇费数额。

  9. 同上,印刷页59,据《山西票号史料》增订本第608页转述1861年苏州处分通知。研究引文明确是总号“决定辞退”;经理与客户中文姓名、离号执行情况未核,不补写。

  10. 同上,印刷页124—125,第5.1节,说明地方留存、协饷与京饷以及押运程序;第127—128页列官款类别。不同官款的利息、留存和垫付安排不据概述统一处理。

  11. 同上,印刷页125,注106—107。1849年杭州至北京内务府经费4460两及未经批准的汇解,转引《山西票号史料》增订本第74—75页;1852年蔚泰厚与日升昌竞争官款业务,转引第1173页;1862年户部奏报准许押运或汇兑,转引第75页。所读为研究的英文叙述,正文不用回译的中文作奏折直接引语,不补官员未经核实的中文名或最终处罚结果。

  12. 同上,印刷页125—126及表5-1,对照官款汇兑的反对意见与地方主张,转引奏折定位在《山西票号史料》增订本第167—234页等。表中列十九世纪七十年代闽浙总督所说银类差异、八十年代阜康倒闭引起的禁汇,以及四川巡抚和其他地方官的答辩;相关奏折具体原页待核,正文不用回译直接引语,不补成永久禁令或已查明的恢复日期。不同年代、不同官员的意见不拼成一场同席争论。

  13. Wang,前引文,注27—33及相应正文。瑞蚨祥两笔汇款为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初,注30定位《山西票号史料》增订本第922页;1906年汉口茶款汇往沙市逾60万两、兑付沙市和长沙汇票,注33定位第470—473页。60万两是研究所述经手汇款合计,不写成一位客户的一张汇票;未自行将不同地方银两折为统一克重或购买力。

  14. 曾江、周建波,〈清代传统金融机构的业态创新暨放款利率特征——兼谈“利率革命”的供给侧条件〉,《清史研究》2024年第4期,第60—82页,相关记述在第70—71页,转引《山西票号史料》增订本第630页。44.25%为1906年日升昌放款利息对利润的贡献率,不是贷款利率或贷款占资产比例,底层账目仍待核。期刊条目。

  15. Meng Wu,〈Governance structure, organizational form, and business performance: A study of the Shanxi piaohao (banks), 1820s–1930s〉,Business History,67卷7期,2025,第1751—1777页,DOI:10.1080/00076791.2024.2409436,第3.3—3.4节。在线发表PDF正文第9页记天津事件,第9—10页介绍训练与岗位;事件转引《山西票号史料》增订本第914—915页。具体处罚执行结果未见,不补写。期刊入口。

  16. Morck、Yang,前引文,印刷页5—6,对银股、身股、大账期、故股及责任的归纳。身股失效原文限定自行离号或“fired for cause”,不能漏掉辞退原因;故股按合同期限分红。它是所引研究重建的安排,不是所有票号统一章程;身股不等同于公开交易股票。银股东责任不以本钱为限,也不等于每笔欠债必耗尽所有家产。此处不沿用该文关于“1904 Civil Code”的法律概括。

  17. Wu,2025年前引文,第3.4节、表2,在线PDF正文第10页。协成乾1903—1906年账期有只领薪金者73人、薪金并身股者26人,另有衣资银及故股类别;不用来断言日升昌人员构成。

  18. 李宏龄,《山西票商成败记》,“二、京都票号致祁、太、平”,第一封公函,署“京都平帮公启”,日期“戊申三月二十三日申”,即1908年,阴历月日不换算。所读为公开转录文字,未与原刊或校注本逐字比对。所读公函。

  19. 李宏龄,同书序,署民国六年阳历七月,即1917年7月。四次致函、两次面陈、渠楚南返里及反对意见均据本人回忆;“某号某公”不补实名。叙述有当事人的立场,不据此确立票号衰落的唯一原因。所读序文。李宏龄籍贯与字(署“平遥子寿李宏龄”)、“自幼肄业票庄”、存款利率与运款方式的比较、丁未(1907年)营口东盛和倒账中银行与票行收回成数之比、反对者全句“银行之议,系李某自谋发财耳!”,以及“未及三年,辛亥事起”后外欠倒账、存户提款的叙述,均据同一序文;营口一事为李宏龄的转述,银行收回比例未另核。

  20. 英格兰银行,〈Payment and settlement〉,“Real-time gross settlement”及“RTGS and CHAPS services”说明,2026年10月12日复核。CHAPS直接参与者之间逐笔全额结算,使用央行账户资金,并有担保日间流动性支持。公司付款是说明步骤的假定例子,银行间最终结算不等于所有客户指令提交即结清,不外推为其他系统规则。机构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