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李录10月5日哥伦比亚商学院演讲

10月5日,李录回到哥伦比亚商学院,参加第36届格雷厄姆与多德年度午餐会。

这场交流涉及价值投资、人工智能、中国经济和全球市场。其中有一段关于中国过去五十年发展模式的分析,让我反复读了几遍。

他提出一个很有意思的观察:中国的发展,大约每隔十年左右就会出现一组新的国家目标,为了实现这些目标,社会需要投入大量资源,也会有一些行业和群体承担沉重的代价。有时候,前一个十年的发展目标,恰恰成为下一个十年需要调整的对象。

他随后问了一个问题:

你究竟是国家要支持的目标,还是实现目标所要付出的代价?

这句话放在投资语境里,非常有分量。

因为我们通常研究一家企业,会问它的商业模式如何,竞争优势有多深,管理层是否优秀,估值是否合理。但这些问题的背后,还有一层更大的环境:企业赖以生存的需求、资本、制度和资源条件,正在发生怎样的变化?

中国过去几十年的发展经历,为理解这个问题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观察窗口。

一、前一个十年的目标,为什么会成为下一个十年的代价

回顾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经济,几次大的转型确实有相似之处。

早期工业化要解决的是生产能力不足。中国需要工厂,需要钢铁、化工、能源,需要大量能够生产工业品的企业。工业化迅速提高了生产能力,也带来了环境污染、能源消耗和资源使用上的巨大压力。

当生产能力逐渐建立起来,环境质量就从发展过程中可以暂时承受的成本,变成了必须解决的问题。环保标准提高,新的治理技术和产业开始发展,部分依赖污染成本外部化的企业则需要承担调整的代价。

接下来是城市化。

过去二三十年,中国建设了大量城市基础设施和住宅。房地产开发、土地开发、建筑材料、工程机械、银行信贷,以及围绕住房形成的整个产业链,共同推动了城市面貌的改变。

一代人在这个过程中从农村进入城市,家庭拥有了自己的住房,房产也成为中国中产家庭最重要的财富载体。

但当城市化进入另一阶段,人口结构、住房需求、债务和房价之间原有的关系开始改变,过去支撑扩张的机制便逐渐显露出代价。房地产不再能够按照原来的速度吸收资本,部分企业、地方财政和家庭资产负债表开始承受调整压力。

与此同时,2015年以后,中国开始更加集中地推动制造业升级。尤其在2021年前后,外部贸易摩擦和技术限制进一步强化了科技自主的要求,半导体、高端装备、新能源、电池、储能等领域获得了更多资源和发展机会。

这些产业能力的形成不是一朝一夕的结果。企业需要订单,订单带来收入,收入支持研发和产能扩张,技术进步再改善产品和成本,随后争取更多订单。经过多轮积累,原本薄弱的产业链环节逐渐形成自己的能力。

在李录看来,这正是中国过去几十年能够快速完成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原因。

但我想把这个观察再往下推一层。

国家的发展目标并不是每十年机械地更换一次。更深层的变化,是经济发展过程中需要解决的主要约束不断迁移。

生产能力不足时,要解决生产能力。

生产能力建立以后,环境、效率和资源消耗成为新的约束。

城市化快速推进时,住房、道路和城市基础设施是迫切需求。建设达到一定规模之后,债务、资产价格和人口结构又成为必须面对的问题。

中低端制造形成完整体系以后,技术能力和产业链关键环节开始决定能否继续提高生产率。

每解决一组问题,经济体系便向前移动一步。原来的约束得到缓解,新的约束随之显露,有时还会在解决旧问题的过程中积累起来。

这是一种不断迁移的发展结构。

它既解释了进步,也解释了为什么进步的过程经常伴随着痛苦。

二、宏观上的转型,最终落在普通家庭的账本上

李录谈到房地产时,有一个特别值得重视的角度。

他没有只讨论开发商的销售额、房屋开工面积或者地方土地财政,而是直接把问题落到了中国中产家庭的资产负债表。

过去很长时间,住房不仅是居住场所,也是家庭最重要的储蓄和财富积累方式。

房价上涨时,一套房子可以同时承担居住、财富储存和信用抵押的功能。家庭会因为资产增值而更有信心消费,银行也愿意围绕房地产提供更多信用。

但是,当这个方向反过来,杠杆就开始产生另一种效果。

假设一个家庭拥有价值1000万元的住房,同时有500万元按揭贷款,那么它拥有的住房净权益是500万元。

如果房价下降40%,房屋价值变成600万元,而贷款本金暂时没有明显减少,那么住房净权益就只剩100万元。

房价下降了40%,住房净权益却减少了80%。

这是一个为了说明杠杆效应而设的简化例子,并不意味着全国家庭财富普遍下降了80%。李录在演讲中提到的家庭财富缩水幅度,也应放在他所描述的典型中产家庭资产结构中理解,而不能直接当成全国家庭财富的统计结论。

但其中的经济机制很清楚。

当家庭主要资产持续贬值,而债务仍然需要按期偿还时,消费行为会发生变化。

原来准备换车的钱,可能先留在银行账户里。原来计划改善住房的家庭,可能推迟购房。原来愿意承担长期风险的人,开始更加看重现金、存款和债务减少带来的安全感。

房地产的调整于是越过房地产行业本身,进入汽车、白酒、家具、旅游,以及其他许多消费行业的需求。

这也解释了过去几年中国经济一个看似矛盾的现象:

一边是制造业技术和生产能力持续进步,另一边是很多普通家庭感受到的财富和消费压力。

两种感受同时存在,并不矛盾。

它们对应的是同一次转型中不同的资产负债表。

这里还有一个需要辨认的地方。李录把房地产销售规模的收缩与制造业升级的大规模投入放在一起,强调中国经济的资源重心正在改变。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也显示,2021年全国商品房销售额约18.2万亿元,到2025年降至约8.4万亿元。

但房地产销售额下降,不能简单理解成同样数量的钱直接转入制造业。家庭不再购房之后,资金可能用于偿债、储蓄或其他支出;企业新增制造业投资,也可能来自利润留存、银行信贷、财政支持和资本市场融资。

真正值得观察的,是中国经济中资本、信用和生产能力的配置重心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从国家的长期发展看,产业升级可能是在建立下一阶段的生产率基础。

从家庭的角度看,调整却发生在自己的住房、收入、债务和消费之中。

国家发展的时间尺度,与一个普通人安排一生财富的时间尺度,并不总能重合。

这是这场演讲让我感触最深的地方之一。

三、成为国家目标,不等于成为一项好投资

李录的“目标与代价”,很容易被理解成一套投资口诀:国家支持的行业就买入,国家需要调整的行业就避开。

但实际投资远比这复杂。

一个行业获得更多资本、信贷和政策支持,当然有机会发展得更快。然而,对于这个行业里的股东来说,新增资源最终能不能创造回报,还要经过几道关口。

比如,一个产业的需求正在高速增长,企业纷纷投资建厂,银行愿意提供贷款,地方也愿意支持项目落地。

几年后,产业规模可能达到原来的几倍,技术水平显著提高,产品价格大幅下降,社会确实获得了更便宜、更好的商品。

但行业内的企业未必都能赚钱。

原因很简单。对社会有价值的技术进步,并不意味着创造出来的价值都归生产它的企业所有,更不意味着归普通股东所有。

当大量资本追逐同一种机会,产能扩张超过需求,价格便会承压。早期的超额利润吸引竞争者进入,竞争反过来压低资本回报。

产业可能取得巨大成功,投资者却未必得到相称的回报。

我们在光伏、部分新能源材料和许多传统制造业周期里,都能观察到这样的机制。

因此,看到某个行业成为国家目标,只是投资研究的起点。

还要继续追问:这个目标是否形成了可以持续付款的真实需求?行业供给会增长得多快?成本下降以后,新增价值会留给企业,还是通过降价转给客户?企业每追加一元资本,能取得多高的回报?这种回报能维持多久?

在快速发展的行业里,最值得寻找的往往不是增长最快的企业,而是那些能够把增长持续转化为高质量现金流的企业。

另一面同样值得注意。

一个行业成为经济调整的代价,也不意味着其中所有企业都失去了投资价值。

行业收缩时,弱企业可能退出,留下来的企业反而获得更好的市场位置。如果它们仍能稳定产生现金,而市场已经按照极为悲观的未来定价,也可能出现很有吸引力的机会。

所以,国家目标决定的是资源环境,并不直接决定股票回报。

投资者最终买到的,是一家公司在未来能够创造并归属于股东的现金,以及为获得这些现金所支付的价格。

宏观上的顺风,需要经过企业自身的经营,才可能变成股东的收益。

四、优秀企业也会遇到河流改道

读到这里,我也重新想起自己今年对白酒投资的一次反思。

过去研究企业,我很看重它已经积累的结构:品牌有多少年,渠道有多深,客户为什么忠诚,竞争对手为何难以模仿。

这些都是有价值的知识,却主要解释了一家公司为什么能够走到今天。

买入股票时,我们购买的是明天以后仍将发生的交易。

一家公司过去拥有极强的品牌和渠道,并不能保证下一代消费者仍然以相同频率、相同价格购买它的产品,也不能保证支撑高端消费的家庭财富、商务活动和社会习惯始终不变。

尤其在宏观环境改变之后,有些企业的存量竞争优势仍然存在,未来需求却已经开始发生变化。

护城河可能依旧很深。

但城里的那条河,可能已经开始改道。

这件事不仅发生在消费行业,也发生在技术产业。

新的技术能力建立以后,原来稀缺的资源可能变得充裕,新的瓶颈则在其他地方出现。人工智能的发展就是一个典型例子:模型能力提高以后,推理计算、存储、网络、电力、数据、支付和实际任务执行又会依次出现新的约束。

瓶颈移动,利润池也可能随之移动。

一家公司昨天处于价值创造链的核心位置,明天未必还在。反过来,一家过去并不起眼的企业,也可能因为新需求和新瓶颈的出现,获得远超历史水平的发展空间。

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经济的目标转换,与技术革命中的产业瓶颈迁移,有一种相似的结构。

不同之处在于,国家层面的资源配置受到制度和政策目标影响,技术产业的资源迁移则更多受到成本、创新、竞争和需求推动。两者不能混为一谈,但它们都会改变企业未来创造价值的条件。

对投资者来说,观察这些变化并不是为了预测每一个宏观转折的准确日期,而是为了找到那些已经开始影响企业经营、却还没有充分反映在市场价格里的变化。

很多机会出现在这里。

现实已经改变,市场还在按照过去的经验估计未来。

而最大的风险,也常常出现在相反的地方。

现实中的增长已经开始放缓,市场却仍然相信过去的高回报可以无限延续。

五、房地产之后,什么来承载中国家庭的财富?

这场交流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后续问题。

现场有人问李录:中国股市究竟会成为国家要支持的目标,还是实现目标需要付出的代价?

李录的回答,是从家庭和国家的资产负债表出发的。

如果房地产在家庭财富中的比重逐步下降,那么,未来什么资产能够接替房地产,成为居民分享经济发展的重要载体?

他认为,股权市场终将承担更重要的角色。

这个判断值得认真思考。

过去,中国居民财富积累的重要途径是房地产。家庭储蓄通过住房购买、土地开发、银行信贷和城市建设,参与了城市化进程。

但未来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技术进步、制造业升级、现代服务业以及持续创新。如果家庭财富仍然主要依靠房地产增值,就可能出现一种错位:

创造新增生产率的是企业,普通家庭却缺少足够有效的渠道,分享这些企业创造的长期价值。

股票市场原本就应该发挥这种连接作用。

企业通过资本市场获得发展所需的资金,居民通过持有股权分享企业成长带来的现金和价值增长。企业经营改善,又为更多投资、就业、研发和消费创造条件。

但这里有一个不能跳过的前提。

资本市场能够成为家庭财富的新载体,靠的不只是股价上涨,还要靠企业创造价值的成果能够可靠地归属于股东。

如果上市公司的主要任务只是不断融资,而股东长期无法分享相应的现金回报;如果治理、信息披露和资本配置缺乏足够约束;如果好的经营成果不能稳定传递到每一股的经济权益上,那么居民也很难真正建立长期持有股权的信心。

所以,资本市场的发展不能简单理解成让指数涨起来。

更深层的要求,是建立从居民储蓄到生产性资本、从企业创造价值到股东分享成果的一条可信通道。

如果这条通道逐渐建立起来,中国经济过去形成的庞大制造能力和未来新增的技术能力,才有可能更充分地进入普通家庭的财富结构。

这件事的意义,可能不亚于上一阶段房地产在城市化中承担的作用。

但它需要时间,也需要制度、治理和企业现金回报共同提供支持,并不会因为某个发展目标被提出,就自然实现。

六、在转型中寻找自己的位置

李录的这次讲话给了我一个新的观察角度。

研究中国经济,不能只看哪一个行业增长最快,也不能只看哪些产业正在受到支持,还要理解更大的经济体系正在解决什么问题,以及为解决这些问题,各个部门承担了怎样不同的成本。

国家可以用几十年的尺度评价一场转型。企业必须面对自己的订单、现金流、融资和竞争。普通家庭还要考虑住房、教育、养老,以及每一笔已经约定好用途的钱。

它们面对的是同一个经济过程,却拥有不同的时间表。

对投资者来说,理解大方向很重要,但不能停留在大方向。

需要把它一步步带回企业:资源流向改变了什么需求,新增供给改变了什么竞争,技术进步降低了哪些成本,企业能把多少好处留在自己手里,新增资本还能取得多少回报,又有多少乐观或悲观已经包含在今天的价格中。

我想,这才是“目标与代价”真正能够进入投资研究的方式。

它不是一张行业推荐名单,也不是一个每十年准时转动的轮盘,而是一种提醒:企业的未来并不只由企业过去的成就决定,它还取决于自己在整个经济结构变化中的位置。

一家企业能够活到今天,说明它曾经成功地解决过某些问题。但明天是否仍有客户愿意付款,原来的解决方案是否仍然有效,新的资本投入还能产生多少现金,都需要重新回答。

理解过去,是为了知道眼前的结构从哪里来。

研究未来,则要看它还能怎样继续生成价值。

李录提出的那个问题,可以帮助我们辨认大环境正在怎样变化。但一项投资最终能不能成立,仍然要回到最普通的经营事实上。

订单从哪里来,钱投向哪里,现金留给谁。

还有,我们已经为这个未来付出了什么价格。

资料参考:李录,2026年10月5日哥伦比亚商学院第36届格雷厄姆与多德年度午餐会交流;哥伦比亚商学院公布的中英文文字稿;国家统计局2021年、2025年全国房地产市场数据。文中关于约束迁移、企业生成结构和资本市场发展条件的讨论,为个人阅读后的延伸思考。

本文为投资与经济观察,不构成个别证券的投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