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笔记|以日为鉴

1990年,日本的泡沫经济开始破裂。

此后三十年,日本经历了房地产价格下跌、银行坏账、人口老龄化、消费低迷和漫长的低通胀。日经225指数直到2024年,才重新突破1989年底创下的历史高点。

这段历史后来被称为“失去的三十年”。

最近重读《以日为鉴》,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

如果一个国家的经济长期停滞,那么生活在这个国家的投资者,是不是也注定要失去三十年?

答案显然不是。

就在日本经济增长乏力的这些年里,一批企业的股价上涨了数十倍,一些投资者创造了相当可观的长期回报。

这件事很值得研究。

因为我们今天面对的中国,也正在经历房地产调整、人口结构变化、消费习惯改变,以及从增量扩张转向存量竞争的过程。

日本的过去未必是中国的未来。但在类似的经济压力下,哪些企业能够继续成长,哪些投资方法能够取得回报,仍然有值得借鉴的地方。

一、经济停滞,不代表所有企业都停滞

先看几家日本企业。

宜得利(Nitori),一家经营家具和家居用品的零售商。

基恩士(Keyence),一家向工厂提供传感器、测量和自动化设备的企业。

豪雅(HOYA),一家经营光学、医疗和半导体相关业务的企业。

它们都经历了日本失去的三十年。

根据日本证券研究机构2021年的一项长期股价研究,从1990年7月到2021年9月,宜得利、基恩士和豪雅的股价分别上涨了数十倍。

同一个国家,同一段历史,为什么它们与日本整体经济的表现相差这么大?

先说宜得利。

日本人收入增长缓慢,消费趋于谨慎,对价格自然更加敏感。对传统家具商来说,这可能是一场漫长的困难时期。

但宜得利通过全球采购、自有产品开发、供应链管理和规模扩张,不断降低成本,把家具卖得更便宜,同时保持经营效率。

消费者并没有因为日本经济停滞就不再购买家具,他们只是更愿意把钱花在性价比高的商品上。

于是,宜得利从其他家具商那里不断争夺市场份额。

日本家具市场可以不增长,但宜得利仍然可以增长。

再看基恩士。

日本国内制造业增长有限,但全世界的工厂仍然在追求自动化、精密控制和更高生产效率。

基恩士把产品卖给全球工厂,凭借技术、直销模式和高附加值产品获得利润。

它的成长,不再主要取决于日本的GDP,而取决于全球工业生产方式的变化。

这两家公司走的是不同的道路。

宜得利在一个增长缓慢的市场中,通过竞争获得了更大的份额。

基恩士则把自己的经营空间从日本扩展到了全球。

但它们有一个共同点:

它们的成长来自商业结构的变化,而不是依赖整个经济重新繁荣。

这让我想到,投资中我们经常犯的一个错误,就是过度关注经济总量,而忽略了总量内部正在发生的重新分配。

GDP增长放缓,不代表每个行业都不再增长。

一个行业不再增长,也不代表行业内的所有企业都无法成长。

关键是增长从哪里消失,又在哪里重新出现。

二、日本成功的投资者,究竟在买什么?

研究日本失去的三十年,另一个有意思的发现是,成功投资者的方法并不相同。

日本基金经理清原达郎,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人物。

他长期寻找估值便宜、规模较小、不受市场关注的公司。

1998年,他开始投资当时规模还不大的宜得利,到2004年卖出时,据他本人回忆,这笔投资获得了约十倍回报。

他还投资过一些不太起眼的工业企业。

有些公司的行业名称听起来毫无吸引力,但深入研究后会发现,它们实际上拥有技术壁垒、稳定客户和不错的盈利能力。

清原的方法,核心不是预测日本经济何时复苏,而是寻找市场没有正确理解的企业。

另一位基金经理藤野英人,采用了不同的方法。

他管理的Hifumi基金从2008年成立到2020年8月,累计收益超过400%,明显超过同期日本大盘。

他的投资组合里既有工业自动化企业,也有软件服务、折扣零售、基础设施维修等公司。

这些行业看起来缺乏共同点。

但如果从企业经营的角度去理解,就会发现它们都在适应某种正在发生的变化。

日本基础设施不断老化,维修需求随之增加。

劳动力趋于紧张,企业对自动化和效率提升的需求随之增加。

消费者更加重视价格,低成本零售模式获得更多机会。

原来,即使是在长期停滞的经济体中,也始终存在一些持续增长的需求。

还有一种投资方法更加特别。

日本投资者村上世彰,曾经专门寻找那些账上拥有大量现金和资产、但市场估值偏低的企业。

他关注的并不只是企业能够赚多少钱,还有企业已经赚到的钱,为什么没有转化成股东的收益。

如果一家企业持有大量闲置现金,长期不分红、不回购,也不进行有效投资,那么这些资产虽然属于公司,却未必能让普通股东真正受益。

后来,巴菲特投资日本五大综合商社,也给我们提供了类似的思考方向。

伯克希尔从2019年前后开始买入日本商社,关注的不仅是估值,还有这些企业的经营现金流、资产组合和资本配置能力。

当然,巴菲特这笔投资主要发生在日本失去的三十年尾声及之后,不能直接算作整个三十年的投资成绩。

但它说明了一件事:

一家企业即使已经不再高速成长,只要能够合理配置资本,通过分红、回购和改善经营回报提高每股价值,仍然可能成为值得研究的投资对象。

把这些案例放在一起,我发现日本投资者获得回报,大致有三种来源。

第一种,是发现仍然能够持续成长的企业。

第二种,是发现市场暂时没有正确认识的企业。

第三种,是发现企业内部尚未被有效释放的股东价值。

它们并不是相互排斥的。有时候,一家企业可能同时符合其中两种甚至三种条件。

但最终,投资者赚到的钱都必须有真实的经济来源。

三、企业成功与股东赚钱,是两件不同的事

这也是我最近研究投资时,反复思考的一个问题。

一家企业的技术进步,不一定能带来股东收益。

一家企业的销售规模扩大,也不一定能增加每股经济价值。

甚至一家企业在产业竞争中获得成功,它的股东依然可能没有得到好的投资回报。

日本半导体、消费电子和汽车等行业的历史中,都有值得研究的类似现象。

原因并不复杂。

企业赚到的钱,可能又被投入新的生产设备,可能因为价格竞争而不断被消费者获得,也可能因为不合理的资本配置而被消耗。

还有一种情况:企业确实经营得很好,但投资者在买入时支付的价格太高。

1989年底日本股市泡沫顶峰时,许多企业的估值已经非常昂贵。

即使后来这些企业继续经营,投资者也需要等待漫长的时间,才能消化当初过高的买入价格。

所以,企业经营与股票投资之间,始终隔着一道重要的门槛。

企业创造了多少经济价值,其中有多少真正归属于每一股,又有多少已经提前反映在股价里?

我们不能只研究一家企业是否成功。

还必须研究它的成功如何转化成每股股东经济价值,以及我们需要为这种价值支付什么价格。

这是日本三十年历史留给我的重要启示。

四、如果以日为鉴,今天的中国有什么值得观察?

将日本的历史放到今天中国的经济环境中,我首先想到的不是哪个行业应该买入,而是几种需求和利润的重新分配。

第一种,是从增量市场转向存量市场。

过去房地产持续扩张,很多行业依靠新建、新购置、新安装获得收入。

当房地产和基础设施建设逐步进入存量时代,部分需求可能从新建转向维护、维修、更新和效率改善。

日本的一些基础设施维修企业,就是在这样的变化中获得了长期机会。

第二种,是消费从品牌溢价转向效率竞争。

我们可以从宜得利的历史重新理解今天的中国消费市场。

以瑞幸为例,真正值得研究的,并不只是它开了多少门店,卖了多少杯咖啡。

更重要的是,它能否利用供应链、门店密度、数字化运营和规模优势,以更低的成本持续提供产品。

如果消费者的咖啡支出从高价渠道转向更高效率的渠道,那么即使整体消费增长平缓,仍然可能出现结构性赢家。

但这里还有第二个问题。

如果企业为争夺市场份额持续降价,最终没有增加每股现金流,那么消费者可能是受益者,股东却未必是。

第三种,是从中国市场走向全球市场。

日本基恩士、豪雅等企业的经历说明,企业所在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并不必然决定企业的增长边界。

对中国制造业而言,真正值得关注的,不只是产品出口了多少,而是企业能否进入全球产业链中具有竞争壁垒、定价能力和较高资本回报的环节。

如果只是以更低价格参与全球竞争,出口规模增长可能无法带来相应的股东收益。

第四种,是从规模扩张转向资本回报。

在高速增长时期,企业往往把赚到的钱重新投入扩张。

但当行业逐步成熟、投资机会减少时,继续扩张未必是最好的资本配置方式。

减少低回报投资,将多余现金用于偿债、分红或有效回购,可能反而更有利于每股经济价值增长。

这正是日本后期资本市场改革,以及巴菲特投资日本商社时特别值得关注的一部分。

当然,中国不等于日本。

两国在经济发展阶段、产业结构、金融体系和国际环境上都有显著差异。

因此,我们不能把日本历史上的成功行业直接复制成今天中国的投资组合。

历史能够提供的,是一组值得研究的问题,而不是一份可以照抄的答案。

五、我们应该从日本真正学到什么?

回头看日本失去的三十年,我觉得其中最容易被忽视的事实是:

一个社会的增长速度可以下降,但经济活动并不会因此停止。

人们依然需要生活、消费、工作、医疗和养老。

企业依然需要降低成本、改进生产方式、争夺客户。

技术依然在进步,需求仍然在变化,资本也在不断寻找新的去处。

变化的是财富创造和分配的方式。

过去依靠土地升值、资产扩张、人口增长获得收益的企业,可能逐渐失去优势。

而能够降低社会成本、提高生产效率、满足新需求的企业,可能获得新的发展空间。

但投资者还需要比这多看一步。

社会需要什么,不等于企业能够赚多少钱;企业能够赚多少钱,也不等于每股股东最终能够得到多少钱。

这是研究企业与研究投资的区别。

日本三十年的历史也提醒我们,不能只看最终的赢家。

今天回头看,宜得利和基恩士的成功似乎有迹可循。但如果站在1990年,投资者同时面对的还有大量最终衰退、破产或者长期表现平庸的公司。

真正有价值的研究,不只是解释赢家为什么赢,还要知道当年怎样才能识别它们,以及如何避免那些看起来同样有希望的失败者。

这可能比记住任何一家成功企业的名字都重要。

我始终认为,投资的本质并不是预测一个国家、一个行业未来会不会繁荣。

而是在不断变化的社会结构中,寻找那些能够长期创造经济价值、又能将这种价值真正留给股东的企业。

最后,还要看买入的价格。

如果把《以日为鉴》看作一部关于社会如何面对长期变化的观察,那么对投资者而言,日本的这三十年还提供了另一种观察:

当旧的增长方式逐渐失效时,新的财富究竟在哪里形成,又最终流向了谁?

日本的三十年,对整体经济而言或许是失去的三十年。

但对那些找到新需求、建立竞争优势、持续增加每股价值的企业和股东来说,却可能是另一番历史。

值得我们借鉴的,不是如何在衰退中押注下一个奇迹。

而是学会辨认:当一个时代的增长结束时,哪些价值仍然能够继续积累。

本文为个人投资研究笔记,所述历史案例仅用于分析商业模式与投资原理,不构成具体证券的投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