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丘栋荣 TriValue 路演交流纪要
今天读了一份丘栋荣10月13日的路演交流纪要,三十多页,谈了他过去十几年的投资经历,从早年的大盘蓝筹,到后来的中小盘价值、港股、多空策略,再到如今对美元定价中国资产的研究,也谈到了人工智能、资本回报、风险和资产管理公司的经营。
有些判断相当激进,甚至与当前市场的主流看法截然相反。尤其是他对AI资本开支、传统高股息资产和市场整体估值的态度,值得认真讨论。
但最吸引我的不是这些具体的多空判断,而是他反复强调的一件事:投资可以在不同阶段呈现出完全不同的样子,底层的判断却应该保持一致。
2014年前后,他选择低估值的大盘蓝筹;几年后,他又坚持去做当时市场不喜欢的小盘价值。再往后,投资范围继续变化。
这看起来像是风格不断切换,但他的解释很简单:每个时期,真正具有吸引力的资产不同。不能因为过去在某种资产上赚过钱,就要求市场不断提供同样的机会。
投资者需要坚持的是对价值、价格与风险的判断,而不是某一种已经取得过成功的投资风格。
这句话让我想到此前的反思。研究一家企业,容易过分相信它过去积累的品牌、渠道和经营能力,却忽略了支撑这些成果的需求和竞争条件正在改变。
投资方法也存在同样的问题。过去成功的经验,是已经形成的知识,却不能保证下一次仍然有效。
真正重要的是,什么没有变,什么已经变了。
一、十倍市盈率,为什么可能比二十倍更贵?
纪要里有一段关于万科和成长型小公司的比较。
丘栋荣回顾当时的判断:十倍市盈率的万科,在他看来并不便宜;一些二十倍市盈率的小公司,反而可能提供更好的长期回报。
这个判断乍看有些违反价值投资的直觉。
十倍PE意味着,如果当期利润能够全部分给股东且维持不变,静态盈利收益率是10%。二十倍PE则只有5%。前者似乎明显便宜。
但真正的问题是:今天拿来做分母的利润,究竟能够维持多久?
假设一家周期性企业在景气高点每年赚100亿元,市值1000亿元,看起来只有十倍市盈率。如果未来三五年,行业需求和竞争条件改变,企业的正常利润降到40亿元,那么按照这份更可持续的利润计算,原来的买价已经相当于二十五倍市盈率。
相反,一家企业今天只有10亿元利润,市值200亿元,看起来是二十倍市盈率。但如果它有充分的证据,说明未来能够通过新增客户、扩大规模和改善成本,把利润提高到30亿元,而且增长不需要投入过多资本,那么它的价格要求就可能比前者更容易实现。
这里并不是说增长型企业天然应该获得更高估值。
增长还要付钱。客户能否留下,竞争者会不会进入,新增资本能取得多少回报,利润最终能否变成现金,都要继续分析。
关键在于,PE只是价格与某一时期利润之间的比例,不是对未来整条现金路径的估值。
丘栋荣提出的“基于不确定性定价的低估值投资”,我理解正是这个意思。
低估值不应该是筛选条件本身,而应该是对未来不同结果进行研究以后得到的结论。先看企业在什么条件下能够创造现金,再看这些现金可能在哪一年出现、能持续多久,以及现在的价格已经要求了什么。
这与传统价值投资并不冲突。
格雷厄姆强调安全边际,格林沃尔德强调竞争优势和盈利能力,麦肯锡的价值评估方法将增长与资本回报联系起来。这些方法共同指向一个问题:未来归属于资本提供者的经济收益,究竟值多少钱?
丘栋荣特别提醒我们,不要因为一个倍数看起来很低,就停止追问它背后的经营条件。
便宜的反面未必是昂贵,有时是企业正在失去未来。
二、需求越好,为什么股东可能越赚不到钱?
读这份纪要时,我认为最有价值的部分,是他对资本投入与行业供给的重视。
近年来,投资者很习惯寻找高增长行业。只要一种技术取得突破,市场空间足够大,客户需求迅速增加,就容易认为相关企业能够获得丰厚回报。
但是,行业高速发展与股东取得高回报,之间并没有必然联系。
假设某种新型设备突然受到市场欢迎,订单增长很快,最先进入的企业利润率也很高。
看到高利润以后,同行开始扩产,金融机构愿意提供信贷,新的创业公司获得融资,上游设备厂收到大量订单。
这些投资决定在今天作出,可能两三年后才形成真正的供给。
等新产能陆续投产,行业需求也许依然增长,只是产量增长得更快。竞争者需要提高设备利用率,于是开始降价,原来由供不应求带来的高利润率逐渐消失。
技术进步了,产量增加了,商品更便宜了,消费者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好处。
但早期投资者未必得到同样好的结果。
这一点,在光伏、新能源车以及许多制造业的发展过程中,都能够找到值得研究的案例。
丘栋荣对AI资本开支的担忧,也来自这里。他认为,巨额计算基础设施投入如果最终缺少足够好的商业模式和价值捕获能力,即使AI技术本身取得巨大成功,投入资本的回报也可能不理想。
这个判断还不能直接作为整个AI产业的结论,但它提出了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
需求增长以后,其他资本会以多快的速度追赶这份需求?
过去我们讨论AI产业链,形成过一条观察顺序:
能力突破,单位成本下降,潜在需求显影,使用量迅速增长,然后瓶颈向计算、存储、网络、电力和实际应用迁移。
现在还要给这条链补上另一面。
需求增加以后,供给者也会行动。
新的资本进入,产能增加,价格与成本发生变化,最后重新决定利润留在哪里。
有些企业因为扩大规模,获得更多数据、更好的研发能力和更低的单位成本,新增资本仍然可以取得高回报。
有些企业则恰好相反。每一次扩张都使整个行业供给更加充裕,最终所有人都必须投入更多资本,才能维持原来的盈利水平。
两种增长的外观看起来可能相似,长期经济结果却截然不同。
这也让我重新理解柏基此前强调的增长耐久性。
柏基寻找的是陡峭而持久的增长曲线,尤其偏爱那些通过持续创新、规模效应和竞争优势,能够延长高增长阶段的企业。
丘栋荣提出的是另一道检查:即使需求曲线足够陡峭,行业投入的资本会不会让企业无法保留利润?
两种观点可以同时成立。
真正稀缺的,不是需求增长本身,而是在其他资本不断争取同一份利润以后,企业仍然能够持续取得高资本回报。
所以研究一家成长型企业,除了客户和市场,还必须认真研究那些尚未形成收入、却已经作出投资决定的竞争者。
今天签下的设备订单,可能决定三年后的行业供给。
今天看起来很好的利润率,也许已经包含了未来即将消失的短缺溢价。
三、AI可能改变世界,也可能让大量投资者赚不到钱
丘栋荣对AI的判断,比多数长期成长型投资者悲观得多。
他担忧的是,AI既需要巨大的新增资本投入,又可能侵蚀现有企业赖以盈利的业务。旧企业为了不被淘汰,被迫加入技术竞赛;新进入者投入大量资金,却仍然面临商业模式、竞争和回报率的不确定性。
于是出现一种很值得重视的可能:
新技术改变世界,旧企业失去原来的利润,新技术企业同样无法留下足够的利润。
这不是技术失败。
恰恰可能是技术成功得太快,能力迅速普及,竞争不断把好处转给客户。
此前柏基对AI提出过一个不同方向的判断。他们认为,随着模型能力提高,AI从回答问题走向执行任务,将产生持续扩张的计算需求;某些处在技术、软件和基础设施关键位置的企业,能够保持很长时间的优势。
两种判断真正的分歧,并不在AI有没有用,也不在未来Token消耗量会不会增长。
分歧在于技术创造的新增价值,最终有多少能够变成企业的自由现金流,以及这种回报能够维持多少年。
这需要把AI产业链拆开看。
模型公司需要承担训练、推理与持续研发的成本;算力供应商要面对客户自研芯片、竞争架构和周期性资本开支;数据中心需要解决电力、折旧、融资和利用率;软件企业既可能受益于智能化,也可能失去过去按席位收费的优势。
而那些使用AI的企业,则可能在不承担最昂贵基础模型研发投入的情况下,减少人工、提高效率、扩大服务范围。
最后还有消费者。他们可能拿到更便宜的服务,甚至获得过去根本无法购买的新产品。
因此,技术革命带来的经济价值至少要区分三层:
社会创造了多少价值,企业能够保留多少价值,普通股东最终分到多少价值。
对投资者来说,第三层才是最终需要核对的结果。
我更愿意把柏基与丘栋荣的分歧保留下来,作为两种竞争性的投资解释。
如果AI使用量持续增长,领先企业能够守住定价能力,单位计算成本持续下降,而自由现金流和增量资本回报也随之提高,那么更长期的成长解释就得到支持。
如果使用量增长很快,但供给扩张同样迅速,价格持续下降,资本开支和设备更新吞噬了大量经营现金,那么资本过度投入的解释就更值得重视。
两种结果,不能由技术演示视频、市场热度或者一次财报直接决定。
需要继续观察。
尤其要观察那些决定现金回报的指标,而不只是证明技术能力进步的指标。
还有一种投资机会,经常被技术革命的叙事遮住:不必押注谁最终拥有最强大的技术,而是寻找谁能够在技术普及以后,用更低的成本解决客户问题,同时拥有其他人不容易复制的经营结构。
有时候,技术的最大受益者未必是发明者,而是那些最善于把技术用进日常生意的企业。
四、企业的护城河有寿命,投资机会也有寿命
纪要里有一句很有意思的话:真正的Alpha往往很难持续。
一项投资机会被发现,资本逐渐进入,价格开始反映更多人的判断,原来的预期差就可能收窄。
这让我想到此前讨论柏基时,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是“持续期”。
市场有时并没有低估一家企业明年的利润,而是低估了它的高增长、高资本回报能够持续多久。
一家企业可能因此获得远超市场预期的价值。
但现在还需要区分另一种持续期。
企业优势能够存在多久,与市场愿意低价出售这家企业的机会能够存在多久,是两件事。
一家企业能够持续创造高质量现金十年,不代表它在这十年里一直便宜。
竞争优势可能逐渐增强,但市场已经提前认识到了这些优势,买入价格也随之提高。
相反,一家企业本身并没有明显改变,却可能因为市场资金结构、机构限制或交易机制出现变化,在某个阶段被迫以较低价格成交。
丘栋荣近期关注的“美元定价的中国资产”,就涉及后一类问题。
他认为,部分中国企业由于所在市场的资金来源、投资者约束以及跨境市场分割,可能出现与企业经营状况不相称的定价。
这里的关键不是证券名字以什么货币报价,而是谁能够买、谁愿意买、资金要求怎样的回报,以及实际成交需要付出多少代价。
但市场分割不意味着股票必然被低估。某些折价也可能来自治理风险、权利安排、流动性不足或者对未来现金的真实担忧。
所以低价出现以后,还要再问一句:
它为什么能够如此便宜?
如果原因是市场没有充分理解企业未来的现金创造能力,那么应该寻找哪些经营证据能够支持自己的解释。
如果原因是资金和交易约束,那么需要研究这些约束是否可能变化,以及它们会不会影响最终退出。
如果原因是某项自己尚未理解的风险,那么首先要做的不是买入,而是把风险弄清楚。
这一层思考,也使我们能够把企业价值和证券定价真正分开。
企业的价值来自经营及其未来现金,证券价格则由边际交易者在具体市场制度与资金约束下形成。
两者有关联,却不保证始终同步。
过去好的投资者可能拥有一种研究优势;但当市场结构变化、别人逐渐掌握同样的方法,这种优势也可能减弱。
所以不仅企业需要适应性,投资者同样需要。
投资者应该长期保留的是能够经受检验的知识,而不是永远坚持自己最熟悉的行业和风格。
五、风险不是应该回避的东西,但承担风险也需要代价
丘栋荣将TriValue理解为三个层次:优势、创造性和风险。
优势是依靠更深入的研究理解企业和市场;创造性是发现过去没有充分认识的新机会;风险则是面对那些无法彻底消除的不确定性,仍然愿意在价格足够有吸引力的时候作出选择。
我很喜欢其中对风险的认识。
很多时候,人们希望先把所有不确定的问题弄清楚,再决定要不要投资。
但现实中,有些问题本来就不可能提前得到确定答案。
未来会不会发生重大地缘政治冲突?某个国家的制度和经济会怎样演变?一项新技术十年后究竟由谁主导?
这些问题可能非常重要,却未必具有可靠的预测方法。
如果投资者要求所有重大风险先被排除,就会失去大量可以研究的机会。
丘栋荣提出,应该在承认风险存在的前提下,研究这项风险对应的价格补偿是否足够。
这很有意义。
但我认为还必须继续问另一件事:
风险有补偿,与我能不能承担这项风险,是两个不同的问题。
一项投资即使拥有较高的预期回报,也可能伴随着严重受损、长期无法变现或者融资条件突然变化的风险。
对于真正可以长期闲置、没有杠杆的资金,投资者也许能够承受漫长的等待。
但对于几年后要支付住房、教育或生活支出的钱,同样的投资就可能不合适。
企业能够活到价值兑现的时候,投资者自己也需要等得到。
而如果经营已经发生永久变化,继续等待也无法替代重新估值。
纪要中关于极端风险的概率和某些集中投资安排,我不会直接照搬。尾部事件的概率很难可靠估计,历史上没有发生过,也不能说明未来可以忽略。更重要的是,有些风险一旦出现,投资者可能失去继续参与后续机会的能力。
这就要求我们把风险分成两次检查。
第一次,检查价格是否提供了足够补偿。
第二次,检查不利结果发生以后,自己的资金和选择能力是否仍然保留。
这也是安全边际与组合管理需要同时存在的原因。
安全边际不能保证没有损失,组合也不能保证所有风险得到分散。它们共同追求的,是在判断发生偏差时,仍然有条件继续作出下一次选择。
愿意承担风险是一种能力,知道哪些风险不能由自己承担,同样是一种能力。
六、投资者真正的优势,可能来自不断改变自己的能力
纪要最后还有一段关于资产管理公司经营的讨论,我认为不应忽略。
丘栋荣认为,投研能力只是资产管理机构的一部分。销售、品牌、人才和治理,会影响一家机构最终能否把它所理解的投资机会转化为客户真正获得的回报。
其中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是基金净值回报与投资者实际回报之间可能存在明显差距。
基金在低价时拥有好的机会,投资者却未必愿意出钱;等到过去几年业绩很漂亮、市场已经上涨,资金反而大量流入。后来回报变弱,一部分投资者又选择离开。
基金的历史业绩可以很出色,但许多实际持有人并没有获得相应成果。
纪要中关于管理人业绩和客户收益差异的具体数字,仍需要独立核对。但这个问题本身真实而重要。
好的投资策略,不一定能够通过不合适的产品结构和资金行为,完整地变成投资者的收益。
这使投资不再只是研究某只股票,还涉及资金进入和退出的条件、投资机构的激励,以及投资者自己的期限。
资产管理公司同样是一门生意。
如果管理规模越大,收费收入越多,但投资机会本身能够容纳的资金有限,机构就可能面临商业收入与投资回报之间的冲突。
如果销售团队追求短期规模,而投资团队需要长时间等待价值兑现,两套激励就可能彼此矛盾。
这种约束不会因为投资经理很优秀就自动消失。
从这一点看,丘栋荣对机构规模、产品与渠道的反思,和柏基长期强调的合伙制、组织文化及长期持有能力,有很有意思的共同之处。
他们对具体资产的偏好可能不同,却都认识到:一种投资方法要长期运行,背后必须有与之相容的组织和资金条件。
个人投资者同样如此。
我们可以通过研究形成一个非常好的企业判断,却因为仓位过大、资金期限不合适,或者在波动中不断改变交易计划,最终无法实现原本有依据的回报。
所以投资的知识,不仅要能解释企业怎样赚钱,还必须能够进入自己的行动。
七、把几种不同的价值投资放在一起
最近读了李录在哥伦比亚商学院的交流,又读了柏基关于长期成长与“第十问”的文章,以及世嘉资本关于知识进步、护城河和适应性的讨论。现在再读丘栋荣的这份纪要,几种看起来有很大差异的投资方法,慢慢出现了一条共同的线索。
李录提醒我们,企业要放进更大的经济发展和资源配置环境里看。一个阶段的国家目标,可能成为下一阶段需要调整的对象。宏观变化能够改变行业的需求、融资和竞争条件,但不能直接替企业创造股东回报。
柏基更关注优秀企业的长期成长,尤其是市场容易低估增长的持续期。真正巨大的价值,有时不是来自明年多赚一点钱,而是高资本回报能够维持比人们预想更长的时间。
世嘉资本则把问题推回投资知识本身。一个好的投资论点应该是能够接受批判的解释,而不是每次出现不利结果,都能通过改换说法保留下来的故事。
丘栋荣从另一个方向补上了资本竞争和定价:即使需求增长,整个行业投入的资本仍然可能耗散利润;即使企业很好,证券也未必便宜;即使股票便宜,投资者还需要理解自己承担的风险。
这些观点并不完全一致,甚至在人工智能和许多具体行业上存在明显分歧。
但它们共同指向一种更完整的投资研究方式。
先理解客户为什么愿意付钱,企业如何解决客户的问题。
再看这种解决方案为什么难以复制,竞争者和新增资本会怎样回应,企业能否通过持续创新保留优势。
然后研究增长需要付出多少资本,未来能够留下多少现金,高回报能够持续多久。
接下来才是价格:市场已经要求了怎样的未来,自己的判断与市场究竟存在什么分歧,这个分歧又可能因为什么长期存在。
最后还要回到自己:这笔钱能承担怎样的不确定性,需要等待多久,出现什么证据时应该修改原来的解释和行动。
我在写自己的投资笔记时,一直希望把这些问题连起来。经过这几轮讨论,其中有一条认识越来越清楚:
投资并不是在寻找一个永远正确的结论,而是在寻找那些有充分证据支持、能够继续创造价值的关系,再以合适的价格和能够承受的方式参与其中。
它要求投资者理解过去,但不能被过去困住。
也要求投资者研究未来,却不能把自己喜欢的未来当成必然发生的事情。
市场会不断变化,企业会不断变化,支撑投资判断的知识也必须接受新的事实。
丘栋荣这份交流纪要最值得留下来的,未必是他现在看好什么、看空什么。
而是他提出的那个更基本的问题:
当你过去最熟悉、最成功的机会已经改变,你是否仍然有能力重新认识市场,并且接受一个与过去完全不同的答案?
这可能比找到下一只低估值股票,更值得投资者反复思考。
本文根据2026年10月13日《丘栋荣 TriValue 路演交流纪要(整理稿v2)》撰写。纪要系录音整理材料,并非经本人确认的正式演讲全文;涉及的历史收益、市场判断与概率数据未作完整独立核验。文中关于供给竞争、增长持续期、知识修订和风险承担的分析,为阅读后的个人延伸思考。本文不构成投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