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9年5月10日，美国犹他州普罗蒙特里峰。

两台火车头面对面停在铁轨上，一台从东边来，一台从西边来。中间站满了人。两个白人工程师在人群中央握手，旁边有人举着香槟。一枚金色的道钉被敲进了最后一段铁轨，宣告美国第一条横贯大陆铁路正式完工。

有人拍了一张照片。这张照片后来成了美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影像之一，被印在教科书、邮票和纪念品上，标题通常是“东方与西方在最后一根铁轨上握手”。

照片里有几十个人。工程师、监工、铁路公司高管、记者、围观者。他们几乎全是白人。

照片里没有中国人。

长期以来，人们都以为照片里一个中国人都没有。

近年的研究则认为，画面边缘其实可能辨认出两名华工。可即便如此，最醒目、最中心的位置，仍然没有属于他们。

而根据当天的工程记录，就在这张照片拍摄之前，正是一组华人工人铺设了最后一段铁轨。他们干完了活，却没有以应有的方式站到这场国家庆典的中心。

可修建这条铁路西段的，从萨克拉门托到普罗蒙特里峰，穿越内华达山脉的花岗岩隧道和沙漠荒原，主要劳动力就是中国人。从1865年到1869年，先后有大约两万名华人在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工作。在施工高峰期，华人占了西段工人总数的百分之九十。至于死亡人数，由于记录残缺，今天已很难精确统计；较谨慎的研究通常认为，至少有数百人，可能接近一千甚至更多，死于爆炸、塌方、雪崩、疾病和严寒。

他们凿穿了十一条花岗岩隧道。其中最长的六号隧道，在唐纳峰顶，长五百一十四米——超过五个足球场的长度——全部是用手工钻孔和炸药从坚硬的花岗岩里一寸一寸凿出来的。

他们在合恩角的悬崖上施工。合恩角是内华达山脉中一段几乎垂直的岩壁，下面是美洲河峡谷，落差六百多米。华人工人被装在竹编的吊篮里，从悬崖顶上放下去，悬在半空中，用锤子和凿子在岩壁上一点一点地开凿路基。

他们在唐纳峰顶的暴风雪中工作。1867年的冬天，积雪超过六米。这些来自亚热带广东的男人，很多人在来美国之前从来没有见过雪。他们在雪下面挖隧道，在冰冻的岩石上钻孔，在零下几十度的气温里轮班作业。雪崩时有发生，有些人被埋在雪里，直到来年春天积雪融化才被发现。

这些事情都是真的。它们被记录在铁路公司的工程报告、监工的日记、当时报纸的报道和后来的考古发掘中。

可在那张著名的金道钉照片里，做这些事的人，仍然几乎看不见。

这不是一个关于“被遗忘”的控诉。

这是一个关于“看见”的故事。

因为如果你愿意仔细看，在那些工程报告和考古记录的缝隙里，你会看到一些比苦难更丰富的东西。

比如，他们吃什么。

铁路公司给爱尔兰工人提供免费伙食：水煮牛肉、土豆、白水，偶尔加一点酒。可公司不给华人工人提供伙食。华人工人必须自己出钱买食物，费用从每月三十美元的工资里扣，大约扣掉一半。

这看起来是歧视——确实也是歧视。可它带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华人工人吃得比爱尔兰工人好。

他们拒绝吃西式的水煮牛肉和土豆。他们从旧金山甚至从香港订购自己熟悉的食材：大米、干鱼、干蚝、干虾、腌菜、酱油、豆腐、茶叶、药材。同时他们也就地取材，买当地的新鲜蔬菜和肉类，在附近的河里钓鱼。

每十二到二十个人编成一组，每组有一个专门的厨师。厨师用一种锁孔形状的灶台——和中国传统的炒锅灶台一样——做饭。考古学家在唐纳峰顶的工地遗址上发掘出了大量的中国棕釉陶罐碎片，那是用来装腌菜、干果和酱料的。还有切割痕迹独特的动物骨头——华人厨师用菜刀把肉剁成小块，做炒菜、炖汤和粥，和当时美国白人用锯子切大块肉排的方式完全不同。

他们还喝茶。

在海拔两千多米的花岗岩隧道工地上，在零下几十度的暴风雪里，华人工人坚持喝热茶。他们自己烧水，自己泡茶，用的是从中国运来的茶叶。这个习惯在当时的白人监工看来也许只是一种奇怪的偏好，可它实际上救了很多人的命——喝烧开的水，意味着避免了生水中的细菌和寄生虫。爱尔兰工人喝的是未经处理的河水和溪水，肠道疾病在他们中间远比华人工人常见。

一个来自广东的厨师，在内华达山脉的雪地里，用一口铁锅炒菜，用一把陶壶泡茶。这个画面里有一种安静的倔强：即便在最艰苦的环境里，他们也没有放弃自己吃饭的方式。而这种方式，恰恰让他们活得更好。

在传统中医的观念里，饮食讲究寒热平衡。华人工人在高山上喝热茶、吃热食、用药材调理身体，这些做法在当时的美国人看来不可理解，可它们是这些广东男人从小到大习得的生活智慧。他们把这套智慧带到了内华达山脉的花岗岩隧道里，带到了合恩角的悬崖边，带到了唐纳峰顶的暴风雪中。

它不是什么宏大的“文明传播”。它只是一群人在远方继续按照自己熟悉的方式吃饭、喝水、照顾自己。可正是这些最日常的习惯，让他们在那样极端的条件下撑了下来。

1867年6月，大约三千名华人铁路工人在内华达山脉举行了一次罢工。

他们的要求是：涨工资，缩短工时，改善工作条件。当时华人工人每月工资三十美元，白人工人是三十五到四十美元，而且白人工人不用自己出伙食费。华人工人每天工作时间更长，承担的任务更危险，报酬却更低。

罢工持续了大约一个星期。铁路公司的应对方式很简单：切断了工人的食物供应。

在高山上，没有食物，工人们撑不了多久。罢工最终以失败告终，工人们回到了工地。工资没有涨，工时没有缩短，条件没有改善。

可这次罢工本身，说明了一件事：这些人不是沉默的、逆来顺受的劳动机器。他们知道自己的处境不公平，他们试图改变它。他们失败了，可他们试过。

在后来的叙述里，这次罢工很少被提起。华人铁路工人的形象，要么是“吃苦耐劳的模范劳工”，要么是“被剥削的可怜人”。这两种形象都有一部分真实，可它们都遮蔽了另一面：这些人也有脾气，也有底线，也会在忍无可忍的时候站出来说“不”。

可在罢工和死亡之外，工棚里也有另一些时刻。

晚上收工以后，十几个人挤在一间木棚子里，点一盏油灯。有人掏出一包从旧金山唐人街买来的咸橄榄或者陈皮，撕开纸包，放在中间，大家用手指捏着吃。这是家乡的味道。在海拔两千多米的雪山上，一颗咸橄榄在舌头上化开的那个瞬间，广东的热气就从很远的地方扑过来了。

有识字的人会帮不识字的工友写信。一个人口述，另一个人蹲在地上，借着油灯的光，用毛笔在一张皱巴巴的纸上写。写的无非是那几句：“身体无恙，勿念，兹寄银若干元。”写信的人问：“还要写什么？”口述的人想了半天，说：“就这样吧。”——他想说的太多了，多到反而一句都说不出来。

偶尔有人唱歌。用台山话或者四邑话唱一首家乡的山歌，调子低低的，在木棚子里转几个圈就散了。其他人不说话，听着。有些人已经好几年没有听到过这首歌了。

这些时刻不会写进任何铁路公司的记录里。可它们是真实的。它们说明这些人在最艰苦的环境里，不只是在劳动和忍耐，也在彼此照应，在用极其微小的方式维持着一种人的生活——而不只是劳动力的存在。

铁路修完之后，华人工人去了哪里？

有些人留在了铁路沿线的小镇上。特拉基、温尼马卡、埃尔科，这些内华达和犹他的小城镇里，都曾经有过华人社区。他们开洗衣店、开餐馆、做杂工，用修铁路时学到的爆破和开凿技术去别的矿山找工作，或者去修更多的铁路。

有些人去了旧金山，加入了那里已经初具规模的华人社区。有些人去了萨克拉门托，在那里的唐人街安顿下来。有些人攒够了钱，买了船票，回了广东。

也有些人，没有等到铁路修完就已经不在了。死于雪崩、爆炸、坠落、疾病、严寒。他们的遗体有些被同乡收集起来，准备运回中国安葬。有些就留在了内华达山脉的某个角落，被泥土和积雪覆盖，再也没有人找到过。

没有人确切知道有多少华人工人死在了修建横贯大陆铁路的过程中。铁路公司没有留下完整的记录——至少没有留下关于华人工人的完整记录。后来的历史学家估计，死亡人数可能在数百到上千之间。可这只是估计。真实的数字，和那些人的名字一样，已经消失在了历史的缝隙里。

在加拿大，故事的另一个版本同时展开。

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加拿大太平洋铁路开始修建穿越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山区的路段。这是整条铁路中最艰难、最危险的部分。承包商安德鲁·昂德东克从中国招募了数千名劳工。到1880年代初，在这段最艰难的山地工程里，华工大约占工人总数的四分之三。

他们的工资是每天一美元。从这一美元里，他们还要自己支付食物和装备的费用。白人工人的工资是每天一美元五十分到两美元五十分，而且不用自己出伙食费。

华人工人被分配到最危险的工段：在悬崖上开凿路基，处理极不稳定的硝化甘油炸药，在冬天的严寒中施工。数以百计的人死于事故、寒冷、疾病和营养不良。

1885年11月7日，加拿大太平洋铁路全线贯通。在克雷格拉奇举行的最后一根道钉仪式上，铁路公司的联合创始人唐纳德·史密斯站在人群中央，手持铁锤。

照片里没有华人工人。

他们没有被邀请参加庆典。

铁路修完了，可修铁路的人还在。

在加拿大，铁路完工后，很多华人工人发现自己陷入了一种尴尬的处境：他们被请来修铁路，铁路修完了，可没有人给他们买回家的船票。他们身上的钱，在扣掉伙食费和装备费之后，所剩无几。有些人连回到温哥华的路费都凑不齐，只能沿着铁路线一路走，走到哪里算哪里。

于是他们散落在了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各个小镇上。有些人在铁路沿线找到了维护铁轨的工作。有些人转行做了洗衣工——洗衣不需要太多英语，不需要太多本钱，只需要一个人、一盆水、一块搓衣板和愿意弯腰的耐心。有些人开了小餐馆，卖最简单的中式炒饭和炒面，价格便宜，分量足，白人矿工和伐木工也愿意来吃。

在这些小镇上，华人通常住在镇子边缘的一小片区域里，几间木屋或者铁皮棚子挤在一起，形成一个微型的唐人街。屋子里挂着关帝像或者观音像，门口贴着红纸写的对联——虽然很多时候字已经被雨水洇糊了。逢年过节，他们会凑钱买一挂鞭炮，在小镇的边缘放响。镇上的白人听到了，也许会好奇地看一眼，也许根本不在意。

可这些小小的唐人街，就是他们在异乡仅有的家。

1885年，加拿大通过了《华人移民法》，对每一个入境的华人征收五十美元的人头税。1900年涨到一百美元。1903年涨到五百美元——这在当时相当于一个华人工人将近两年的工资。1923年，加拿大干脆通过了《排华法案》，几乎完全禁止华人入境。这条法案一直执行到1947年才被废除。

在美国，类似的事情更早发生。1882年，美国国会通过了《排华法案》，这被普遍认为是美国历史上第一部明确针对特定族裔的移民限制联邦法律。法案禁止华人劳工入境，已经在美国的华人不能入籍，离开美国后很难再回来。

这个转折值得停下来想一想。十三年前，这个国家还在用华人的身体凿穿内华达山脉的花岗岩。十三年后，这个国家通过了一部法律，专门把华人挡在门外。修铁路的时候需要他们，铁路修完了就不需要了。从“不可或缺的劳动力”到“不受欢迎的外来者”，中间只隔了十三年和一纸法案。

排华法案通过之前，美国西部已经爆发过多次针对华人的暴力事件。1871年，洛杉矶发生了一场针对华人的屠杀，至少十七名华人被暴民杀害，其中包括一个十四岁的男孩。1885年，怀俄明州石泉镇的白人矿工袭击了当地的华人矿工营地，杀死了至少二十八人，烧毁了七十五间房屋。幸存者逃进了荒野，很多人在寒冷中死去。这些事件在当时的美国社会并没有引起太大的公愤。法庭上，施暴者大多被无罪释放。

排华法案的影响是深远的。它把已经在北美的华人社区变成了一个封闭的、不断萎缩的群体。没有新移民补充，老一代人慢慢老去、死去，社区越来越小。很多华人男性因为法律限制无法把妻子和家人接过来，只能一个人在异乡度过余生。唐人街里的男女比例严重失衡，有些小镇的华人社区里几乎全是单身男性，被称为“光棍社会”。

可即便在这样的条件下，他们也没有完全被压垮。

洗衣店继续开着。餐馆继续营业。会馆继续运转，帮同乡找工作、借钱、处理后事。银信继续寄，虽然越来越难。春节继续过，虽然越来越冷清。

在温哥华的唐人街，在旧金山的唐人街，在维多利亚、西雅图、波特兰、纽约的唐人街，华人社区在排华法案的阴影下，安静地、倔强地存续了下来。它们没有消失。它们只是变得更小、更安静、更不被注意了。

直到几十年后，法案被废除，新的移民潮到来，这些老唐人街才重新热闹起来。可那些在排华年代里独自撑过来的老人，很多已经不在了。他们的名字，和修铁路时死去的那些人一样，大多没有被记录下来。

两条铁路，两张照片，两次缺席。

太平洋两岸的两个国家，在十九世纪下半叶各自修建了一条改变国运的铁路。这两条铁路都大量使用了华人劳工。这两条铁路完工时拍的庆祝照片里，都没有华人的身影。

这个巧合——如果可以叫巧合的话——说明了一种普遍的处境：华人的身体被借用了，华人的劳动被消化了，可华人的面孔在最后的画面里被省略了。

可省略归省略，痕迹还是留下了。

在唐纳峰顶的六号隧道里，花岗岩壁上至今还能看到一百五十多年前凿出的痕迹。那些痕迹是一锤一凿留下的，每一道都对应着一个人的一次挥臂。

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弗雷泽河谷，铁路沿线的某些路段，至今还能看到当年华人工人开凿的路基遗迹。

在多伦多，罗杰斯中心附近，立着一座华人铁路工人纪念碑。铜像上的人穿着十九世纪的工装，手持工具，面朝西方。

在旧金山，2014年，一群华人后裔重新拍了一张“金道钉”照片。构图和1869年那张一模一样——两台火车头，中间站满了人——只是这一次，照片里全是华人的面孔。

一百四十五年后，他们终于出现在了那张照片里。

那些修铁路的人，那些下矿井的人，那些在悬崖上被吊篮放下去凿石头的人，那些在暴风雪里用手钻花岗岩的人——他们不只是“劳动力”。

他们也是会做饭的人。会泡茶的人。会在工地上用铁锅炒菜的人。会在罢工失败后默默回到工位继续干活的人。会把赚到的钱一点一点寄回广东老家的人。会在异乡的夜晚想念母亲和妻子的人。

他们的身体被现代世界借用了。铁路修完了，矿挖完了，他们的身体也耗尽了。可在被借用的那些年里，他们并没有只是“被使用”。他们也在用自己的方式活着：吃自己的饭，喝自己的茶，过自己的节，守自己的规矩，维持自己和故乡之间那根细细的线。

这根线，有时候是一封银信，有时候是一包从旧金山寄回台山的干货，有时候只是一个人在工棚里默默想起的一个村名。

它很细，可它没有断。

如果把前面写到的这些地方放在一起看，会发现一个结构性的相似：无论是新西兰河谷里的金矿、澳大利亚本迪戈的矿区、美国内华达山脉的铁路隧道，还是加拿大弗雷泽河谷的悬崖路段——华人劳工的处境都遵循着同一个模式。他们被招来做最危险、最繁重、报酬最低的工作。他们做完之后，要么被遣散，要么被立法排斥。他们的贡献被使用，他们的存在被省略。新西兰的金矿是“二次开采”——欧洲人挖剩的地方，华人再来翻一遍；北美的铁路是“国家工程”——最光荣的事业交给最不被承认的人来做；加拿大的铁路华工死在了最危险的路段，然后被一纸《华人移民法案》关在了门外。地点不同，细节不同，可那个基本的逻辑是一样的：身体被借用，面孔被省略。

在那些花岗岩隧道的凿痕里，在那些锁孔形灶台的灰烬里，在那些棕釉陶罐的碎片里，在那些被菜刀剁成小块的骨头上——如果你愿意仔细看——你会看到的，不只是劳动的痕迹。

你会看到一群人在远方认真生活过的证据。

2014年5月10日，金道钉典礼一百四十五周年纪念日，数百名华人铁路工人的后裔聚集在犹他州普罗蒙特里峰的原址上，在同一个地点重新拍了一张合影。这一次，画面里全是中国面孔。这张照片被命名为“他们的面孔”。一百四十五年前被清出画面的人，终于以后代的方式回到了画面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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