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在旧金山出生的台山人的儿子，每天早上出门前会经历一次无声的切换。 出门之前，他在厨房里吃母亲做的白粥配咸菜，听父亲用台山话跟母亲说今天铺子里的事。他听得懂大部分，偶尔有几个词不太确定。母亲叫他“阿仔，食多啲”，他点点头，嘴里应一声。 出了门，他走进旧金山的街道，和同学用英语打招呼，讨论昨天的棒球比赛，用英语思考数学题。如果有人问他“你是哪里人”，他会说“我是旧金山人”。可如果对方追问一句“不，我是说你originally从哪里来的”，他会停一下，然后说“中国”——一个他从来没有去过的地方。 ...
断裂、混合与新身份 方言、饭桌、节庆、学校、报纸——那是文明如何被压缩进日常生活，又如何在远方缓慢地变形、融合、沉淀。可这些东西不是自动传下去的。每一代人接收到的版本都比上一代更稀薄，每一代人对“我是谁”这个问题的回答也越来越不一样。接下来要看的不再是文明怎样被保存，而是文明怎样在一代又一代人手中被重新谈判——被接受、被拒绝、被改造、被重新定义。
一个华人社区在异乡扎根的过程，大致可以分成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活下去”。找工作，找住处，找同乡，找会馆。开一间洗衣店或者杂货铺，赚够吃饭的钱，把剩下的寄回家。这个阶段的一切都围绕着生存展开。人们聚在一起，是因为互相需要——需要借钱，需要找工作，需要有人在生病的时候照顾，需要有人在死后料理后事。这是一个谋生共同体。 ...
在异乡，最容易丢失的东西之一，是时间的节奏。 在故乡，时间是有形状的。春天播种，夏天耕耘，秋天收割，冬天休息。正月过年，清明扫墓，端午包粽子，中秋赏月，冬至吃汤圆。每一个月都有该做的事，每一个节气都有该吃的东西，每一个节日都有该见的人。时间不是一条平坦的直线，而是一条有起伏、有节点、有标记的路。走在上面，你知道自己在哪里。 ...
一个人忘记故乡，通常不是一下子忘掉的。 先忘掉的是地名。村子叫什么，镇子叫什么，县城叫什么——这些名字在异乡用不上，慢慢就模糊了。然后忘掉的是面孔。邻居长什么样，小学同学长什么样，村口那个卖豆腐的老头长什么样——这些面孔在记忆里一点点褪色，最后只剩下一个轮廓。再然后忘掉的是声音。母亲说话的语气，父亲咳嗽的声音，祠堂里敲钟的声音——这些声音被异乡的声音一层层覆盖，越来越远。 ...
一个人离开故乡的时候，能带走的东西很少。 衣服会穿旧，干粮会吃完，那包故乡的土会用掉或者弄丢。神像可能在颠簸中磕碎，族谱的抄本可能被水泡烂，写着亲戚地址的纸条可能褪色到看不清字。 可有一样东西，他永远带得走。 那就是他的方言。 方言不占行李的空间，不需要用布包好贴身放着，不会被海关没收，不会在船舱里发霉。它住在一个人的舌头上，住在他的喉咙里，住在他从小到大听惯了的那些声音的记忆里。只要他还能说话，他就带着它。 ...
文明不是被完整搬迁，而是被压缩成生活——压缩进舌头、胃、耳朵和身体的记忆里 会馆、庙宇、义山、侨批——那是华人在异乡搭建的那些有形的结构。它们是砖瓦、石碑、账本和信封，是可以看见、可以触摸的东西。可除了这些有形的结构之外，他们还带走了另一些东西——没有重量，不占空间，却比任何建筑都更难被摧毁：方言、味道、节日、规矩，以及一整套关于“怎么过日子”的记忆。 ...
杜甫写过一句诗：家书抵万金。 这句诗写于安史之乱期间。长安沦陷，杜甫被困在城中，和家人失去了联系。在那种兵荒马乱、生死未卜的处境里，一封报平安的家书，比一万两黄金都珍贵。 一千多年后，这句诗在海外华人的世界里，有了另一层意思。 对于那些在南洋、在金山、在铁路工地、在矿场、在异乡的码头和街巷里谋生的人来说，家书不只抵万金。家书就是他们和故乡之间唯一还没有断掉的线。 ...
在马来西亚马六甲的市中心，有一座小山。 山不高，走上去也就十几分钟。山上长满了热带树木，绿荫浓密，空气潮湿。如果不仔细看，你会以为这只是一座普通的城市公园。 可走进去之后，你会发现，树丛之间散布着上万座坟墓。 这座山叫三保山，马来语叫Bukit Cina——“中国山”。它被认为是中国以外最大、最古老的华人墓地之一。最早的墓葬可以追溯到明代前后，距今已有数百年。关于它与郑和时代的联系，民间一直有强烈传说；可以确定的是，后来它成了马六甲华人社区世代安葬先人的地方。 ...
一个人出海之前，最后做的一件事，往往是去庙里。 不是去求发财，也不是去求前程。是去求平安。 在广东、福建、潮汕、海南的沿海村庄里，几乎每一个村子都有一座庙。庙里供的神各不相同——有的供妈祖，有的供关帝，有的供观音，有的供土地公——可在出海这件事上，人们拜的最多的，是妈祖。 ...